就是香港人! 簡邁豪:看不過眼少數族裔讀法律但做地盤 自發助他們上游

單憑三言兩語,簡邁豪(Michael Khan)無法立馬解釋自己的血統,往往泛稱自己為「混血裔」,皆因父母皆為多國混血兒。因為長有一雙南亞裔的深邃眼睛,也長年接觸少數族裔的群體,他份外能體會族群在社會上面對的種種不公。於是他自發為學生提供一連串的升學輔導,尤其希望能扭轉少數族裔學生看似宿命的生涯規劃,「我想把街上的孩子,都帶到校園內。」


首枚催淚彈,意識我是香港人

近月的社會運動,能操多國語言的他不時分享翻譯為各國文字的新聞,有朋友居然向他道謝。他覺得有趣,自己是香港人,為什麼要道謝呢?

「高登仔」(後改為「連登仔」)的身份,他在近年才剛擁有。雖然在利東街和皇后大道東長大,但因為身在少數族裔圈子,Michael一直自視為外國人:多說英語、衣著走歐美風、對韓流無感、也不會接觸高登的資訊,「跟華人群體是河水不犯井水,相反他們也沒機會接觸我們。」

直至雨傘那年發射了首枚催淚彈,也成為他對身份認同的催化劑。沒想過土生土長的城市會面臨危險局勢,剛升上大學的他召集身邊的「外國人」幫忙,也自此習慣穿起黑衣,呼應著黑暗的時期,「當時我是學生,除了是責任,以負擔而言也最輸得起。整個運動過後,我才意識到承認香港人身份是多麼重要的事。」


一群學中文的白老鼠

因為欠缺對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的明確指引,合共百多人的少數族裔班,他那屆只有五、六個人能於原校升讀中六,已算佳績。

操著流利的廣東話,懂得讀寫中文字,現在的他偶然還會當活動司儀,這些貌似罕有的少數族裔特質,絕非從天而降。1999年,政府建議在中文科中加入普通話的元素,簡家以英語溝通,於是剛升小一又不諳粵語的他,拿著功課遊走利東街,多虧一眾街坊,他在小三的某刻才突然開竅,漸漸掌握那些新相識的筆劃。自此他以興趣先行,浸淫於三色台的劇集和雲海的靈異故事,為他帶來少數族裔班「最佳中文」的獎項。

這種特長讓他見證,在港非華裔學生在接受教育時遇到的制肘,其中最大的盲點,是政府未為少數族裔學校提供指定教材,導致中小學的教材出現斷層,甚至無止境地輪迴,「直至現在,我還記得小一學到的短文—『小朋友,有禮貌,見到老師說聲早,見到同學問聲好』。到了中學還是在學習差不多程度的字句,甚至練習如蛋糕和刀等單詞。」像他這類優等生,在中四分班時以中文作選修科,學校卻首次要求他們學習簡體中文,難道這種教材的不對等沒被質疑嗎?「當時沒有這個念頭,我們一直都是白老鼠,不會期望什麼。」


不願法律學士變地盤工

就在升中四的分水嶺,為數不少的少數族裔學生以法文為選修科,取代了艱澀的中文,Michael認為和歸屬感不無關係。中學畢業後,這群人往往回到巴基斯坦或印度等家鄉升讀大學,完成學位後再因機遇和生活質素返回香港,但學歷大多不被承認,「明明多才多藝的人多著,部分在家鄉完成法律和護理學位後,卻回來在地盤工作,或在酒吧唱歌,我看不過眼。」

集中到少數族裔學校舉辦升學分享會,是他的服務範圍之一。

於是在城市大學修畢副學士學位,並獲學士課程取錄後,後來甚至獲得碩士學位的他確認這是可行的升學途徑,發起義務的升學服務「Best Friends for Further Education」,為少數族裔及本地學生提供免費升學輔導。對比坊間其他升學服務,他自言自己勝在獨立,可以暢所欲言,亦更有彈性,「雖然單憑一人之力難免吃力,但每當知道有學生覺得沒希望於是選擇輕生,作為過來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,我想把街上孩子帶回校園。」

他的服務包括提供一對一諮詢、接觸各大專院校的升學主任和職員、自製有關香港教育系統和學生資助計劃的單張、舉辦校園演講,有需要時甚至陪同學生跟老師會面,更清楚知道學生在校的困難。經過游說後,城市大學接納學生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的烏都語成績,也重新開辦基礎教育文憑課程,他笑言可以拉起「成功爭取」的旗幟了。

他最難忘的,是有個完成副學士課程的學生在收到大學取錄通知後向他道謝,「我在放榜後打電話給他,他說幸好當年我主動聯絡他,那刻他坐在天台邊。」


由副學士到學士,再完成碩士課程,不少少數族裔朋友對他的升學服務都有信心。


河水不犯井水,共存卻不共融

他在小一正式學習中文,對比其他少數族裔的孩子而言已算早,但亦面對重重困難。那麼,教育會否並非融入香港最重要的一環?「對,核心問題並非教育,香港人和少數族裔河水不犯井水是主流文化, 大家只是共存而非共融。」他不諱言華人的雙重標準令他反感:宣揚著人人平等,卻老是說菲律賓人都是家傭、開膚色和口音的玩笑,「香港文化經常說一套做一套,口說偉大理念,身體卻有點誠實。」

要突破困窘,Michael相信要由政府做起,邀請少數族裔人士加入班子當中。掃視本港非華人的政治人物,突然想起了荷蘭裔的司馬文,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辯論直播中,單靠耳機翻譯似乎略為吃虧,Michael以此指出大多香港人的一大盲點,「少數族裔這個標籤似乎和財政狀況掛鉤,自然聯想到住公屋和領綜緩的一群,但其實收入較高的歐美人士也包含在內。」過份強調非華裔,「少數族裔」這個缺乏包容性的字眼,把人斬釘截鐵地區分起來,也導致更多問題,「理想地說,我希望少數族裔這個字只出現在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中,香港人應該被歸為一類,按皮膚顏色而定斷血濃於水與否是過時的人為概念。」


百年過後 也許族裔不再是什麼 

在網絡上看到諷刺少數族裔的留言,他當然不好受,「也許留言者不知道我們很多人都看得懂中文。」

可幸他留意到千禧年代後的少數族裔有著顯然不同的生活,他們的上一代大多已通曉廣東話,甚至以此為母語、選擇了主流學校,也擺脫了只活在族裔圈子中的宿命。除了外貌,他們的靈魂是徹頭徹尾的香港人。近年他亦留意到各行各業冒起的少數族裔代表:新聞界的利君雅和褚簡寧、表演界的阿V(Vivek Mahbubani)等,社會在文化上日漸開放,令這些面孔都變得不陌生。他強調,香港這個城市能發展至今,少數族裔的名字不能被忘記:創立療養院的律敦治、開辦小輪服務的米泰華拉,以及曾資助巨款成立香港大學的富商摩地等,而二戰時上千名戰死的少數族裔軍人,至今仍長眠於西灣國殤紀念墳場,「他們為土地犧牲,其實誰有資格說誰才是香港人呢?」

Michael回想,近年光顧快餐店和便利店,甚少人再跟他說英語了。他稱自己為「混血裔」,作為對種族框架的抗議,也是自身的小革命。如果大同是終極目標,假以時日,以族裔分類也許再沒特別的價值,「要視乎當時的時勢,當跨族裔的婚姻愈來愈多,不排除大家會忘掉族裔的概念,裔字也許會消失。」母親擁有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菲律賓和華人血統,而擁有中東、東歐和南亞裔的父親,為他送上了一雙南亞裔的眼睛,他用手蓋著雙眼笑言,「除此以外,我跟普通香港人根本沒什麼分別。」

撰文:陳菁
攝影:洛.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