獨立記者關震海:「依家成日講攬炒,無哂記者就真係攬炒啦!」

「當時最想做國際記者。因為我覺得,讀東亞研究,不是做外交官就是做國際記者。」關震海半開玩笑的表示,當初入行,並沒有甚麼理想。然而,生性好動的他,思來想去,還是記者最適合。


所謂內容貶值,不過是集體謊言

那年,適值梁唐特首之爭,香港新聞界進入偵查報導的年代,關震海回憶,當時一家報館中,偵查組會有20個記者;一名偵查記者的工資,大概是二萬五至三萬,對比現時新聞界的慘況,實在有天淵之別。「偵查是要傳承的,現在是出現了斷層。現時的年輕記者,是千面一人,做即時啦,就全部做一樣的即時,年輕人的熱情當然會消失殆盡。」

斷層的原因,在於記者永遠underpay。「我身邊80後的行家,全都離開了,為甚麼?他們出去(轉行)可以賺更多嘛。30幾歲,總要開始籌劃將來。這是香港(新聞界)最大的缺憾。以前常說記者做五年就走,現在是根本不會入行。」那末,underpay的原因又是甚麼?「自從蘋果日報出現之後,媒體太倚賴廣告收入,而讀者則習慣不用付錢。」現在廣告商有了更多渠道,媒體沒有收入了,就說網絡世代內容貶值,以此壓低記者人工:「這根本是一個集體謊言。」

「以前的媒體老闆有風骨,除了賺錢,他們還是有風骨。」你追夢嘛,工資多低你們還是會做記者吧,「不只對fresh graduate,對我都是這樣啦。 」消費別人的理想,有能力的記者心灰意冷,新聞質素自然下降,逼迫讀者走向國外媒體,「就是惡性循環,香港現時就在承受後果。」


記錄與被記錄的覺悟

是幸還是不幸?在這個時代,記者的社會地位及重視性方得到重視。「警察開槍的鏡頭,是學生記者拍攝到的。解放軍舉槍的畫面,是我們其中一名公民記者拍攝到。香港真的好需要記者。」不是攞起部相機,有部iPhone就是記者,「若果再有類似831的事件,你會否冒著被警察射擊的風險,下去月台作紀錄?」可悲是,記者的專業性,竟需要以死的覺悟去彰顯。612那天,關震海聲稱,是當上獨立記者的生涯中,最最印象深刻的一天。「那天的年輕人,都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,背後有一種狂。」狂在年輕的十數年壓抑在暴力之前才可釋放,狂在記錄者與被記錄者在同樣的時代需要同樣的覺悟,而這種狂,唯獨立記者才有空間書寫。主流媒體有他們的包袱,「他們專做即時,鏡頭一定在最前線,我們不是,我們喜歡在衝突之後挖掘背後的故事。」

公民需要知道記者的用處

但是,記者需要培養,需要平台。不然,因一時的社會事件帶來的尊重,不足以支持日後的永續。「2014年都試過,出去工作,途人都會說,記者加油呀。沒有用的。」做媒體,需要錢。夢想幻滅是一件事,現實終歸是現實。「媒體是business嘛……我做《誌》就是要改變風氣,讓年輕記者有平台。」香港從來是世界對抗中共的橋頭堡,在國際仍是有市場的,問題是如何令記者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。「在外國,記者有自己的社交平台,甚至出書,我想讓香港的年輕記者知道,還有這樣的運作方式。」

現時的香港,當權者只想歪曲事實。「要對抗,就要記錄。你不去記錄,不做專題,不做偵查,真相就只會淪為簡單的對錯。」要挽回整個世代,不能單靠時代的巧合:「香港公民對記者是做甚麼的,我們沒有好好地傳遞出去,這是我們的責任。」

如是,由《誌》開始。

撰文:S. @weakchickens
攝影:洛.信